今年10月16日，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赛场上，中国科大成为最引人瞩目的高校代表队之一。
赛场之外，是一场对赌，中国科技大学校友刘亚东、张佳华承诺为母校一项教学奖捐赠总计上限为30万元的善款，条件则包括代表队在赛场的表现，同时有至少1000名校友参与这次捐赠。
媒体对这场对赌甚为关注，但很少有人留心到这个奖项的冠名――“困学守望”。
中科大“校友新创基金会”秘书长刘志峰介绍，这个出自论语的冠名教学奖寄托了捐助者的期待，希望“老师尤其是教基础课的老师们，能够静心守护在教书育人的神圣岗位上”。
近年来，在高校里，教学远没有科研吃香，老师拿经费、晋升都是看科研成果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能够坚守教学一线就显得弥足珍贵。
目前高校鼓励科研的薪酬制度，不仅让学术变得浮躁和功利，更让人忧心的是，它动摇着一个大学的立身之本――教学。
教授与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
薪酬模式不变，不可能让教师安心教书，因为“创收是无止境的”
小郭是重庆一所重点大学的大四学生，上学期，课程表里有他最期待的一位知名法学教授的课，可一学期过完，这位教授却罕有露面。
高校里，有类似感受的学生越来越多。冲着知名教授声望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，却在讲台上难以见到他们的身影。
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在一些高校，一些知名教授成为“空中飞人”，其教学课程由年轻教师或博士生替代。
让刘志峰感慨的是，前不久，自己母校的副校长通过一群完全由教授组成的评委会评审，获得“困学守望”教学奖，这位海归教授从1995年回国至今，每学期本科生的课堂上，都会出现他的身影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，就在其后不久，刘志峰接触过的一位知名高校的院长坦诚相告，“自己从没有去学校新校区给本科生上过课”。
“过去，没有不登台讲课的教授，学校不给排课是对一位教授的惩罚”。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友柏在一次论坛上追溯过往，感慨这一怪象。
媒体报道，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也曾表示，许多大学教授都积极找课题、办公司、跑项目、要经费，长期远离科研、教学第一线，研究水平和教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“他们现在说得最多的就是拿了多少课题，干什么更挣钱。”武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更担心教授心态的变化。
这位教授算了笔账：给自己学校本科生上一次课100元上下，到校外给三本院校学生上一次课300元以上，到知名培训机构兼职上一次课收入数以千计，一篇高被引论文奖励上万元，申请课题提成更多。
“同样是教授，自己不比较，旁人也会有说法，何况面对这样的差距，能经得住诱惑的毕竟也不会太多。”
他对自己学院院长一次酒后真言记忆犹新，“要是一年能挣50万元就满足了”。
“这位昔日让我无限景仰的知名教授为什么变成这样，只有物质需求，没有精神追求呢？”这位教授说，这个问题自己始终不愿直面。
武汉大学尚重生教授说，即使在历史系、哲学系这些冷门学科中，也有一些教授很富，“这和教授个人是否愿意适应现在的奖励制度有关。现在的奖励制度奖励什么，你就花心思去搞什么，那肯定比较有钱。”
他很怀念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，“那个时候，国家没有这么多项目，高等教育没有这么多指标体系，教授们都不富裕，都按照个人的兴趣去从事科研教学，很自由，也很美好。”
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，“工资+自己创收”的大学薪酬制度，带来的严重问题是功利学术以及所有教师对教学任务的淡漠，每个人都为五斗米而折腰，为创收不择手段。这种薪酬模式不变，最大的危害就在于，无论国家再怎么增加教育投入，也不可能让教师安心大学立身之本的教育事业，因为“创收是无止境的”。
年薪制有多远
只有先把物质利益理顺了，才能谈评价体系
出国访问时，熊丙奇发现，许多发达国家的高校，教授职责就是专心教学和科研，学校根据其岗位和绩效制订年薪。在美国，大学教授最高年薪一般在12万美元左右，最低年薪在8万美元左右，差距不是很大。
如何破解教授贫富悬殊带来的校园困局？
熊丙奇教授开出的“药方”正是“他山之石”：年薪制。
“年薪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了”。熊丙奇曾专门选择了几所高校，对此专门做过量化的计算，“比如在一所‘985’高校，5000教授，人均10万元，根据到校的经费，完全可以支付。”
“让挣得多的回归学术，让挣得少的安心学术。”熊丙奇说，清贫教授的收入有了基本保障，不会焦虑学术以外的因素，不会担忧生存问题，自然就会把精力投向学术研究；而善于拉课题的教授一旦没了提成激励，自己也会回归学术，以保证既有课题的影响力。
在熊丙奇看来，美国之所以有纳什一类的科学奇才出现，正在于给教授治学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。
但在国内高校实行年薪制，将面临怎样激励教师的难题。熊丙奇教授说，自己熟悉的一所高校，曾经准备在教授中推行年薪制政策，但很快，一批大牌教授明确“逼宫”，以另寻高校相威胁；一些院系领导也出来游说，“别的学校都没这么干，万一名教授们走了，招生和经费将成问题”，结果这一想法只能胎死腹中。
针对年薪制养懒汉的担忧，熊丙奇表示，对教师的评价在年薪制中依然存在，但考核评价权不在行政部门，而在学术共同体，实行学术同行评价，这就引导教授把关注点转向学术价值本身，而不是进行“公关学术”、“社交学术”，不看重学术资源，而在于学术贡献。
而转变薪酬模式，实行年薪制，实质需要现代大学制度相配套。国外大学的年薪制，是和终身教授制度一致的，而终身教授制度，旨在保障学术自由，给教授自由地不受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因素制约进行学术研究的空间，因此，在国内高校推行年薪制，需要确认其保障“学术自治”的主旨，否则，就有很多人担心把教授变为懒汉，不利于大学出成果的不同声音。
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院院长高抒教授也持有相同观点。
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他曾公开建议，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，应实行年薪制，以保障科技人员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进行。
高抒教授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篇长文中专门论述，高校工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年薪制，其基本特点是上限固定、收入透明。
“长期的灰色收入体制已经造成人心涣散。现在只有先把物质利益理顺了，才能谈评价体系。只有实行了年薪制，对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的收入监督才具备可操作性，许多人才能从发财梦中醒悟过来，学校才有可能督促研究生导师把精力放在研究和教学上。”高抒对此一针见血。
在高抒看来，年薪制是我国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唯一出路。“国家什么时候实行年薪制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创新性成果、培养出创新型人才。”
尽管年薪制备受推崇，但学界也有不同观点，认为年薪制并非万能良药，仅仅薪酬制度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的问题。